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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 > 中国经济分析 > 《2015外企大溃败》

外企大溃败(五)

2016-10-07 13:59:58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阅读

一起去中国吹泡泡

王尚一

 

 

在中国国内,外资占据中国经济的主要部分。在过去20多年,外资进入中国的数额超过3万亿美元。按照外资进入中国的方式,外资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从正规渠道进入中国,由中国政府记录在案的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第二、从非正规渠道进入中国,主要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游资更多,1万亿美元以上;第三、中国企业在海外借债,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

 

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其收益估值已达数倍甚至数十倍,而且外资基本垄断了中国经济。海外债务部分,外资的收益较低,增值数额有限。到2014年,中国的货币总量达到120万亿左右,按照美元兑人民币1:6.2的水平,折合美元接近20万亿美元。在将近20万亿美元的货币总量中,外资规模最保守估计达到4-6万亿美元,很可能超10万亿美元。

 

从功能的角度,外资在中国的存在形式主要是三种;一是间接部分,中国企业以借债的形式,从境外借款(主要从香港借壳);二是出口部分,外企工厂占到中国出口的主要份额;三是国内市场部分,外企深入中国内部市场,占据中国市场中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份额。

 

不论贸易出口还是在中国国内市场,外资在中国经济运转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首先,随着中国转型为外资依赖模式,中国企业的国际债务迅猛增长。在吸引外资的方式中,不仅中国政府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将外汇变成中国外汇储备;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中国面临资金日益紧张的局面,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企业到海外大举借债。随着中国国内资金链断裂程度日深,中国企业的资金需求日益饥渴,举债规模也逐年急剧扩大。国外金融机构感觉到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中国企业愿意承受越来越高的债券利率情况下,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境外借债。

 

随着中国企业的债务总额迅速积累,开始引起世界关注。外管局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3年,我国外债规模从3901.6亿美元迅速增至8630亿美元。新兴市场贷款人共发行了2.6万亿美元的国际债务证券,其中四分之三以美元计价。国际清算银行截至20146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外银行债务敞口高达1.1万亿美元,债务余额全球第七位,新兴市场第一位,年均增速全球第一。根据路透数据显示,在银行贷款方面,单银团贷款2014年中国内地再创新高,至1413.1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20%;全年的新增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则高达1010亿美元,稳占亚太(除日本)债券发行第一的位置。

 

2014年是中国企业资产全面债务化,资金极度饥渴不计成本借债的阶段。虽然到2014年底借债数据尚不清楚,但是应该在继续增加。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成为亚洲垃圾债券市场的主力。根据数据咨询平台Dealogic2013年和2014年,大陆开发商分别通过垃圾债筹集了195亿美元和214亿美元的资金。

 

进入2015年,中国企业开始面临国际债务危机。随着美联储削减直至停止QE3,美元随之稳健升值,进而大幅升值。美元不仅不再流出美国,而且开始回流。受美元冲击最大的是落后国家经济,多个落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2014年初,虽然中国仍然相对被看好,但是随着资金日益紧张,中国企业只能付出更高的利息才能够发债。到2014年末,随着中国经济全面崩溃的进程加速,各类企业收入急剧减少,资金链断裂全面显现,中国企业对于国际资金的需求更大。

 

同时,虽然世界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经济实质,但是也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减缓的问题,不再把中国看作救命稻草。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变得谨慎,并且对中国企业惜贷。20151月,深圳房地产龙头企业佳兆业集团发布公告称,因董事会主席郭英成辞职触发的强制性提前还款,公司未能偿还汇丰提供的4亿港元(约合5200万美元)融资贷款。而且,佳兆业称,此次违约可能导致有关贷款融资、债券、股本证券的交叉违约。这个消息传出后,金融市场开始对中国企业借债极为警惕,纷纷远离中国企业债市场。预计,随着更多中国经济形势恶化的消息逐渐传出,国际金融市场将进一步远离中国企业,导致中国企业的国际债券难以发行。

 

2015年开始,中国企业开始进入偿债高峰。在既借不到钱又需要还钱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将出现大量违约。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崩溃,在债务到期之前,大多数借债企业已经开始破产或者实际破产潮。虽然在上万亿美元债务中,大多数到期时间在2015年以后,但是可以预见,随着一连串借债企业的债务违约或者直接破产,大量国际债务持有人将看着自己购债资金血本无归。虽然在理论上,中国外储不必为这些债务支付美元,对外储数据没有影响;但是随着中国企业债务违约全面展开,世界也将开始全面质疑中国状况。其影响是,进入中国的外汇资金将继续减少,而流出中国的资金增加,加速中国外储的枯竭。

 

其次,外企在中国的生产工厂加速撤离。虽然中国企业的国际债务规模庞大,危机严重,但是违约发生的时间相对缓慢,对于中国外储只是具有相对间接的影响。与之相对比,外企在中国的生产工厂不论在撤资速度、对于中国外储影响、还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都更快更直接影响更大。

 

随着中国通胀持续加剧、人民币跟随美元持续大幅升值,外企在中国的生产工厂面临严峻的压力。在未来中国生产成本更加高昂的预期下,外企生产工厂采取更积极的退出模式。根据相关信息显示,20152月,山东松下电视有限公司撤资回国,所有管理人员后勤人员及一线工人全部解除劳动合同,人均获赔违约金75000元,善后事宜及厂房设备均己处理完毕。随后,松下全部员工离济,登机返回日本本土。需要注意的是,松下撤资的消息在周一发布,而在前周五,工厂还在加班生产。

 

一般来说,外企不论减薪裁员还是整体关闭,都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这个时间包括处理厂房设备,与员工就违约金讨价还价等。但是,不论松下给出优厚的违约金还是处理善后,都可以看出其目的是速战速决。日本人的行动往往具有高度一致性,松下撤资的方式也将反应日本在中国生产工厂的态度和模式。而且,一旦日本工厂加速撤离,同样会影响台湾、韩国和欧美工厂的态度和做法。山东松下事件透露出外资工厂正坚决果断的撤离。

 

外资工厂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的主力地位。在中国血汗工厂的早期,一些港台韩血汗工厂的开设,带动中国本土血汗工厂的发展,中国出口规模快速扩大。但是,本土血汗工厂存在小而散、技术含量低、产品价格低等问题,创汇能力局限很大。随着大型外资生产工厂进入,中国在较高的基础上,实现大规模快速增长,本土工厂也继续跟随发展。在2008年之后,本土血汗工厂大量倒闭,外企工厂的地位日益突出。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表的数据,2013年中国出口22100亿美元,进口19500亿美元,成为世界外贸第一大国。其中,外资企业出口达到10442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的47.3%,机电产品出口达到12655亿美元,高新技术出口6603亿美元(两者数据有重合)。

 

从产业角度,在外资企业的出口中,大多数都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出口。这些产品出口价值高、技术含量高、规模大,是外企生产向中国转移的主要部分。在纺织、服装鞋帽和家具等低技术、低利润产品出口萎缩到不到4000亿美元的背景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出口的作用日益显著。可以估计,在2014年下半年之后,随着人民币跟随美元急剧升值,低技术产品出口必然急剧萎缩,占出口比重已经很小。同时,随着中国山寨产品到处被封杀,中国本土出口企业的机电产品也应该持续减少。而外企由于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布局,供应全球的品牌产品,产品生产和出口相对稳定。

 

外资在外贸出口中所占的作用比重比外企出口的数据比例更大。外企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加工贸易出口中起到主导地位。根据2013年数据,加工贸易项目出口达到8608亿美元,同时本项目进口为4969亿美元,顺差超过3600亿美元。如果刨去这部分,中国进出口为逆差。而这个项目是典型利用中国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为国外产品组装加工而实现。其中,绝大部分的大型组装加工企业为外资,尤其是台资工厂。富士康作为典型代表,在大陆的工人数上百万,为苹果产品组装加工。这部分的出口数额巨大,但是利润很低。这些产品在运出中国的时候,按照成品总体出口额的计数。实际上,在整个产品的价格中,大部分由进口产品或者在中国运营的外企获得。在外资企业集中获得利润后,少部分为加工企业的员工收入,以及中国供应商的营收。

 

第二,外企工厂进入中国后,不仅直接为出口生产,还为出口工厂供应关键半成品原材料和零部件。一般贸易里,在具有一定技术含量或者属于价值较高的中高档产品中,往往会采购国外关键的零部件和技术。在整个产品中,这些零部件和技术虽然在体积重量等方面占产品的比重小,但是相对价值较高或者很高。在这些零部件和技术采购中,一部分直接从国外采购进口,并且计入进口金额中;另一种是外企工厂在中国生产销售零部件和技术,供应给整机生产组装厂实现出口,被计入贸易盈余。在出口创汇后,这些外企工厂的盈余外汇虽然成为外储,但实际上是外企工厂的资产。

 

在中国出口数据中,苹果手机生产是明星部分。在2014iphone6发布和供货之前,苹果在全球的硬件供应商达到590家,中国供应商达到351家,比2013年的331家增加20家,其中向苹果供应电池等元件的中国企业数量就从2011年的8家增加到2014年的16家。另外苹果在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的供应厂商分别为 13960 家以及 42 家。根据华泰联合证券对苹果利润研究报告显示,每部iPhone手机苹果公司占据58.5%的利润,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公司占据了约10%的利润,而中国大陆劳工成本只占了1.8%,在iPad的整体利润分配中中国企业的利润占比仅为2%。从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加工出口中,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赚取的金额极少,剩下的都是进口零件或者外企工厂的收入。而根据台湾产业界的表态,苹果救了台湾的it产业。日本和台湾厂商也在大陆设厂,生产部分相关产品供应苹果。这些厂商虽然不是直接出口,但是在获得收入和利润后,仍然是外企的利润。

 

另外,随着中国本土智能手机生产厂商规模迅速扩大,中国一般贸易类比的手机出口大幅增加。在本土生产的大多数中档手机中,也普遍采用外企的关键零部件,为外企创造收入和利润。

 

所以,不论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出口,如果深入到苹果产业链,将外企工厂的收入和利润看作进口的话,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是明显的逆差。

 

随着外企工厂加速撤离,对中国外储形成强烈冲击。外企工厂的生产特点是产业链化,也就是上下游工厂的系统化整合。尤其是日本主力工厂进入中国,其它关键零部件的配套工厂也随之进入。当一个关键工厂回流日本,会带动其它工厂回迁。这些工厂退出中国时,会把积累的利润也带走。最保守的估计,这些资金积累也非常可观。

 

2013年外贸出口超过22000亿美元,考虑到外企直接出口以及外企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关键材料和零部件销售,假设外企的折旧加利润占到外贸出口总额的9%,外企一年的资金积累达到2000亿美元。按照外企从2003年开始进入中国,2005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和出口,到2014年约为10年。早期,外企出口创汇后,换成人民币为1:81:7之间。根据外企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大部分资金并没有换成美元回国,而是留在中国等待人民币升值。考虑到10年中的折旧和利润积累的累增以及人民币的升值效应,即使外企工厂保留三分之二的资金,其10年的本利合计也达到1.5万亿美元。随着外企工厂大规模撤离,要把这些资金换成美元汇回本国。这些工厂不但不再创造贸易美元,还要抽走外储美元,中国外储正在面临随时枯竭的压力。

 

第三,更大规模的外企主要面对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收益。早期有少数外企进入中国,生产面对中国市场的产品,从1990年代开始享受到快速扩张和高利润率的甜头,这些企业包括大众汽车、摩托罗拉(BB机和手机)、另外还有宝洁日化等。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加入WTO后才开始制定计划,大举进入中国。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同步大规模印钞。2002年底,中国的货币总量M218.5万亿,到2014年中达到120万亿,11年多的时间增加6倍。在这增加6倍的货币中,一部分是外资进入中国后,美元换人民币;另一部分是,中国政府在美元增多的情况下,大量配套印钞,支持自身运转。

 

在一个社会中,货币的一个特点是流通,也就是从一个人手中流到另外一个人手中。一个人善于组织筹划、从社会中赚钱,这个人手中的货币会逐渐增多;同时,另一个人善于花钱,不善于赚钱,手中的货币会逐渐减少。每当货币流通循环一次,善于赚钱的人手中就多了一些钱,而不善于赚钱的人手中就少了钱。随着货币循环次数越多,一部分人手里的钱积累越多,也就是越来越富;另一部分人手里的钱变得越少,变得更穷。

 

在中国,富人非常集中,而且人数很少,1%的富人可能拥有95%以上的货币资产。富人可以概括为三部分:1、外企,通过超强的综合能力,在中国市场中运作,占据中高端市场,获得市场中的主要利润;2、央企和其它核心体制单位,通过垄断民生产品,任意涨价,掠夺整个社会,获得大量现金;3、权贵和少数富人,通过各种腐败手段,依靠体制获得大量的现金。其中,随着货币循环次数增多,资金日益集中在外企手中。

 

外企获利主要包括两个阶段。在进入中国的资金中,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产业资本,主要投资于实业,通过出口和占领国际市场,获得销售收入和利润;二是金融资本,主要投在股市和楼市等非金融属性强的领域。根据两部分的不同配比,中国形成两个阶段的政策,不同性质的外资也大规模进入中国,并且形成不同的模式和收益状况。

 

1、第一阶段,在2009年之前,国家政策上主要致力于吸引产业资本,希望加强出口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领域,则开始引入金融资本。在这个阶段,外资产业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中国,除了出口的规模大幅提高外,外资针对中国市场,实施实施系统布局,并且做前期的试探发展;同时,金融资本开始起作用,获利丰厚。

 

2、第二阶段,2009年后,国家政策快速转向外资依赖,主要致力于以金融印钞为主导,发展金融属性强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在这个阶段,外资产业资本在中国市场实现压倒性优势,垄断中高端市场,并且对中低端市场延伸,获得市场中的几乎所有利润,并且席卷社会中的主要资金。同时,先期进入的金融资本获利丰厚,及早抽身的,已经开始或者准备转移现金资产;后进入的资本则面临资产流动性丧失难以脱手的困境。

 

在两个阶段中,由于投资状况的不同,获利程度和现金资产状况也有所不同。在第一阶段,金融类外资获利已经极为丰厚。虽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实业投资,但是在初期的中国市场份额仍然较低。金融资本进入中国后,发现中国的金融资产价格极为低廉,开始大规模进入金融资产领域。2002-2003年,巴菲特在香港投资4.88亿美元,投资中石油股票,历时近5年,在中石油A股上市前大举抛出,获利36亿美元,是初始投资的7倍多。

 

当无数人看到外资金融机构在香港股市大规模获利时,往往忽略进入中国的金融类资产同时在悄悄获得巨额利润。在类似时间,有数千亿美元的金融类游资进入中国大陆。根据2006年之前一些消息估计,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国际游资潜入中国,参与金融领域炒作。其中,一部分资金进入股市,在中国股市处于较低位置的时候入场。随着中国出口和吸引外资的规模快速扩大,加上中国印钞的同步放大,社会中资金急剧增加,引发和推动股市的巨大牛市。这些外资在股市较高的水平退出,轻易可以达到3-5倍。更多的资金进入中国后,主要目标是进军中国房地产。一些外资在股市获利后,同样进入房地产市场。

 

另外,在2006年之前,按照正规渠道进入中国,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炒作的外资,也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在房地产方面,以上海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积极吸引外资,明确以投资保底的承诺,希望外资参与上海的房地产运作。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一部分外资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另一部分从事房地产炒作。不论房地产开发和炒作,都得到地方政府安排的开发贷款融资和房贷融资。短短数年内,不论房地产开发还是炒作,都获得数倍的利润。考虑到融资杠杆,外资参与房地产的收益,轻易可以达到5倍以上。相当一部分资金对房地产的投资周期长,轻易获得3-5倍的价格上涨。加上融资杠杆,这些资金的收入可以轻易达到20倍以上。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李嘉诚,从1990年代末进入内地到2005年期间,以几乎免费的价格在一二线城市拿地;大量囤地后,缓慢开发,多数项目的开发周期超过10年。其开发的高档房地产项目在销售后,轻易可以获得百倍以上的利润。

 

在第二阶段,外资对中国经济形成绝对影响。2009年之后,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暴涨,形成典型的金融资产价格上涨,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在这个阶段,中国进入全民买房和炒房的模式,大多数中国企业同样涉足房地产,并且将房地产开发当做主要的利润来源。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仍然按照自身的规划布局,实施既定的战略方向和模式。

 

另外,2009年后,更大规模的外资资金进入中国。其中大部分是国际游资,也就是在美国大规模印钞后,急于寻找获利渠道而出现的资金。在这些资金中,一小部分以正规的外资方式进入中国,大部分则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中国。这些资金进入中国后,主要进入房地产、银行和保险等金融属性的领域。而进入银行和保险的资金,也同样进入房地产。

 

可以说,后期进入的外资,与中国全民炒房的资金合流,共同支持房地产价格上涨。随着房价大幅上涨,铁公基和房地产建筑业火热,极大支持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在金融领域,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获得极为丰厚的收益,并且具有随时退出的机动性。同时,实业外资开始大规模占领中国市场,占据中国市场的绝对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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